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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時間：2024-05-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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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城鎮垃圾分類如何突圍？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代表到浦江交流

        不久前，在國家發展改革委的組織下，福建、江西、貴州、海南等4個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的代表們來到浦江縣，參觀考察當地的城鄉垃圾分類情況和制度體系建設，并開了一場“頭腦風暴"交流會。

　　這場交流會傳遞出若干鮮明信號：浦江的垃圾分類經驗，將*被這4個試驗區吸收和推廣，從而為全國各地的垃圾分類工作提供示范和借鑒。與此同時，我國的城市垃圾分類，也將從長達18年的探索推行階段，加快步入強制推行階段。

　　浙江垃圾分類的經驗始于農村，而今全省各地正加快向城市推進。作為這項工作的先行先試之地，浦江*交出一份成績單：截至目前，垃圾分類已覆蓋城鄉，全縣建成16座生態處理中心、18座陽光房，日處理會腐爛垃圾約200噸，垃圾減量率達50%以上；年回收可利用垃圾12.78萬噸，實現經濟效益6000多萬元。

　　從農村到城市，垃圾分類會碰到哪些難題，該從何處入手突破？強制性的垃圾分類，又要怎樣的制度構架來支撐？從這場“頭腦風暴"中，我們努力找尋答案。

　　從農村到城市

　　六大難關須攻破

　　按照國家發展改革委、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《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》，福建、江西、貴州、海南等作為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，要*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。但這是一項系統工程，牽扯到方方面面，究竟該從何處突破？

　　“浦江縣的經驗，既有城市又有農村，非常具有典型意義和好的借鑒作用。"國家發展改革委環資司司長任樹本說，之所以選擇在浦江開交流會，是因為這里濃縮著垃圾分類浙江經驗的精華。

　　近年來，浙江垃圾分類以“農村包圍城市"之勢，向全省不斷鋪開和覆蓋。浦江縣綜合行政執法局副局長魏斌聰介紹，2015年初，該縣開始試點推行城區垃圾分類，“城區與農村的差異很大，這個過程中，不少農村經驗可供參考，但也遇到了很多困難。"

　　回望3年多的探索，魏斌聰總結認為，至少存在六大差異和困難。首先，農村是“熟人社會"，鄰里之間相熟，大家都要面子，不愿當落后者。但城區是“生人社會"，即便生活在對門，也可能互不相識，沒法靠“熟人社會"的管理方式去推動垃圾分類。“第二，與農村相比，城區的情況復雜多了。不僅有各種類型的住宅區，還有大型商場、沿街商戶，以及機關企事業單位、開發區等，各個單位的垃圾情況截然不同，比如醫院還涉及危廢垃圾的處理。"魏斌聰說，隨之而來的，便是第三個難點：“農村就是農民，但城區既有本地居民，也有外來人口，垃圾分類主體的不同，我們工作方法也得相應不同。"

　　在向城區深入推進垃圾分類工作的過程中，魏斌聰還發現，居民與農民的作息方式也截然不同，白天基本不在家，也不太產生垃圾，但一到晚上，住宅小區的垃圾量會猛然增加；日常管理中，農村垃圾分類可交給鄉鎮推進，農村基層組織來具體實施、管理和監督，特別是黨員聯系農戶的方式十分管用，但到了城區，由于分類主體密集龐大，社區干部管不過來，而物業又往往“下不了手"。“最后一大難關就是，農村垃圾成分相對簡單，除了剩菜菜葉，其余大多是生活用品的外包裝，但城區垃圾還有沙發、家電等，尤其隨著外賣的興起，錫箔紙這類垃圾的產生量急劇增加。"魏斌聰說。

　　摸清這六大難關后，浦江縣以縣城的浦陽街道中山社區為試點，打響了垃圾分類從農村向城市挺進的“突圍戰"。

　　從試點到推開

　　全民參與是關鍵

　　中山社區是一個典型的城市社區，不僅有高層居民樓，還有沿街林立的商鋪、商場、企業，主體類型多樣，垃圾產生量大。浦江人認為，如果能在這個地區獲得突破，那么在城區推進垃圾分類，就不再是難事了。

　　在城區推行垃圾分類時，浦江延續了“二次四分法"的農村經驗，即先把垃圾分為“會爛"和“不會爛"——“會爛"的送去處理中心發酵堆肥；“不會爛"的再分為“可賣錢"和“不可賣錢"的，“可賣錢"的回收處理，“不可賣錢"的進入垃圾填埋場、焚燒廠處理，有毒有害的進行特殊處理。

　　垃圾分類能否成功，源頭收集的環節十分關鍵。魏斌聰說，他們從“如何收"開始破題，在反復宣傳、民主協商的基礎上，僅一個中山社區，就出現了上門收集、自行送達、以桶換桶、“垃圾驛站"等四種不同類型的垃圾收集辦法。

　　如小高層的生活垃圾，由居民先分好，再由保潔人員上門收集；針對高層住宅樓，則在每棟樓下設各色垃圾桶，規定早晨特定時段，居民可將垃圾帶下來，按要求分類投放，投放點裝有攝像頭，并由社區或物業人員值班監督；面向企業和商場推行時，則采取“以桶換桶"的辦法，只有分類正確，環衛人員才會及時換桶；在部分小高層，他們還嘗試設立“垃圾驛站"，即在樓下給每戶家庭設“垃圾"，如房號402的就投放至402“垃圾"，對號入座以便社區人員檢查監督，確保每戶都能正確分類。如此細致的程度，讓外省代表連連感嘆：“浦江真是把垃圾分類工作做到了。"

　　“城區推廣垃圾分類的確困難很多，但慶幸的是，農村垃圾分類多年的實踐和成效，激發了全縣人民愛護環境的主人翁意識。早在2014年，就有不少居民寫信給縣政府，強烈呼吁在城區實施垃圾分類。"浦江縣縣長丁政認為，某種程度上，是農村垃圾分類倒逼了城市垃圾分類的推開。

　　中山社區試點成熟后，浦江又隨即在全縣黨政機關、學校、醫院、街面等四個代表單位和區域，深入推廣實施垃圾分類。這個過程中，浦江縣人民醫院探索出區域分揀和雙重監督等方法，確保垃圾分類工作時時有監督、天天有檢查，成為當地垃圾分類的楷模。

　　醫院屬于公共場所，人流密集，垃圾量大且品種繁多，是垃圾分類工作最難推廣的單位之一。但當人們邁進浦江縣人民醫院的這一刻，他們手中的垃圾就已受到該院垃圾分類監督員的監管。醫院相關負責人說，醫院的200余名黨員干部以及團員，均擔任垃圾分類監督員，他們輪流值守，勸導人們正確分類垃圾，幫助保潔員分揀，從而確保垃圾分類到位、不留死角。

　　這場“垃圾革命"行進至今，浦江全縣20個社區、15萬常住人口中，垃圾分類已覆蓋98%的區域,正確率達90%以上。

　　從自治到法治

　　強制分類漸落地

　　今年4月中旬，浦江縣仙華街道一家超市的店主張某，收到了當地綜合行政執法部門開出的一張200元罰單，原因是沒按規定做好垃圾分類。在此之前，檢查人員發現，該超市門口“會腐爛"垃圾桶中，有塑料瓶蓋等不會腐爛的垃圾。“垃圾分類要確保常態長效，必須走法治化之路，盡快步入強制推行階段。"魏斌聰說。

　　浙江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，并在推進垃圾減量化、資源化、無害化處理的基礎上，加快構建相關的制度體系。

　　今年4月1日起，《浙江省城鎮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》正式施行，明確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按照規定分類投放生活垃圾的責任和義務，違者不僅面臨處罰，其行為還可能被記入信用檔案。辦法施行后，對不按照規定分類的行為，可對居民處以200元以下的罰款，對單位處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罰款，有關處罰可作為失信信息記入其信用檔案。

　　在農村垃圾分類上創出豐富經驗的金華市，通過完善法制建設，加快了強制分類的步伐。今年6月5日起，《金華市農村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》正式施行。就在該條例實施的當天，浦江縣白馬鎮一戶姓賈的肉鋪商戶，由于沒有正確分類投放生活垃圾，收到了一張20元的罰單。“我們知道，任何法規實施時，人們都有個接受過程。"魏斌聰說，“幾十元的罰金不多，無非是想告訴人們，農村垃圾亂丟，也是違法的。"

　　從自治到法治，浙江垃圾分類逐漸走向縱深。交流會上，任樹本多次表示：“這次來浙江浦江，收獲真的很大。"

　　【記者手記】垃圾分類 勠力前行

　　垃圾分類尤其是城市垃圾分類，是邁入新世紀后，我國就在不斷求索、努力突破的難題。早在18年前，我國就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城市*啟動城市垃圾分類試點。如今，這一艱難探索仍在路途中，緊迫性也愈發強烈。

　　我省通過垃圾分類，如今已初步遏制了垃圾量快速增長的勢頭。2017年，全省生活垃圾產生量增速從10%降至5%，設區市城區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覆蓋面達到70%，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99.96%。

　　在交流會上，浙江省發改委副主任徐幸坦言，浙江垃圾量增長勢頭尚未*遏制，電商快遞等包裝廢棄物快速增長；垃圾處置設置選址落地難，餐廚等垃圾分類處理能力相對不足；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網點布局不合理、渠道不夠通暢；居民垃圾分類的自覺意識還不夠強，垃圾混投混棄的習慣短期內難以扭轉；獎懲機制尚未有效形成，現行法律法規的剛性約束還不強。

　　去年12月8日，我省專門召開全省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工作動員會，今年6月又在浦江召開現場會，并印發《浙江省生活垃圾分類“五大"專項行動計劃》，提出到2020年實現生活垃圾總量零增長、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5%的目標。目前，杭州、寧波兩地已*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。

　　盡管我省已在垃圾分類上創出先進經驗，但依然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。